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篇一：世说新语读后感

从《世说新语•任诞卷》中的一个故事说起。

阮籍在母亲去世后不久的服丧期间，出席了司马昭(晋文王)的宴会，在席上吃肉喝酒。

司隶校尉陈郡何曾(后来位至丞相、太保、郎陵公)就像司马昭提议：鉴于阮籍违反以孝治天下的国策，应该流放，以正风教。

还好司马昭一向是比较欣赏阮籍的，就庇护了阮籍。

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，儒家所提倡的道德标准渐渐成了社会上的共识。

每每在孝礼上，孝子贤孙们“哭”的“表演”，古代还有所谓的守孝制度。其实这些孝子们真心怎么想的，谁也不知道，谁也不会真正去探究。重要的是大家得按社会上约定俗成的道德形式去做。

只要在丧礼上、在守孝期“哀毁骨立”，那么大体可以博得个“孝子”的美名。

看了二十四史很多名人的传记，很多名君、功臣、良将为父母“亲偿汤药”、“亲自侍奉”。其实，这些事照顾人的事，一个丫环足矣，这些君主、大臣、将军，多少军国大事等着他们去办，是否有些不分轻重?如果说亲自照顾父母，还可以在心理上使父母得到极大快慰的话，那么“哀毁骨立”就几乎是纯属作秀了。

像二十四孝中，大多极感动人，但有些就属于作秀。这里我跑题先对二十四孝吐吐槽。

ⅰ如上几段所述，汉文帝“亲偿汤药”是一例。

ⅱ董永“卖身葬父”也是一例。

不得不说，儒家“慎终追远”的态度，对“孝礼”的偏执，助长了古代厚葬的风气。

以我的世界观，浅一点说：身体不过一“臭皮囊”而已，死了一把火烧了，让那骨灰随风而逝就好。

再深一点说：“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《庄子》”，“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《肇论》”，道家的庄子和三论宗的僧肇都持相近的观点。这一世的生命终结了，没有必要悲哀。失去的是“我”，却重回自然的怀抱，与天地同寿，日月同光。何哀之有?

战国时的显学中，墨家也是极力反对厚葬的，也是一处比儒家开明的地方。

ⅲ有一例情况更为恶劣，东汉丁兰“刻木事亲”的典故。

丁兰幼年父母双亡，于是用木头刻成双亲的雕像，事之如生，凡事均和木像商议，每日三餐敬过双亲后自己方才食用，出门前一定禀告，回家后一定面见，从不懈担久之，其妻对木像便不太恭敬了，竟好奇地用针刺木像的手指。丁兰便将其妻休弃。

这则故事透露出三个问题：一、丁兰是个精神病的重症患者，大概是严重的妄想症，有没有到精神分裂的程度我就不清楚了。二、丁兰不尊重女性。三、儒家伦理，有时确实如五四以后所批判的那样，是人吃人的制度。

用今天的观点来看，丁兰这厮岂止不能作为万民敬仰的典型，简直就是反面教材。

ⅳ东汉末年吴郡陆绩“怀橘遗亲”也是极大的反面教材。这位三国名人陆逊的同族，犯了偷窃之罪，倒是上了二十四孝。这岂不是只要“孝”字当头，就可以去偷、去抢了。

ⅴ王祥(‘旧时王谢堂前燕’中的琅琊王氏一族，官至西晋太尉、太保，其弟是东晋名人王导、王敦的先祖)“卧冰求鲤”的故事，也是非常极端的。这种极端事例根本不具有代表性和可效仿性。

ⅵ吴猛“恣蚊饱血”，孝固然孝矣，可这种行为不得不说是一种傻十三行为。

ⅶ庾黔娄“尝粪忧心”，这个不说也罢。

ⅷ虽然从黄庭坚的诗、词来看，是个大大的性情中人，但其“洗涤溺器”的行为本身我也是不认同的。

归根结蒂，我的人生观认为：子孙们好好地活下去，多散布祖、父辈的基因，活得精彩，活出生命的意义来，更贴近“孝”的实质。

不需要做很多极端的事，顺其自然地在任何地方过好每一天，每一刻，就是“孝”。人生之极致，唯“随缘”而已。

所以，回到开头提到了阮籍照常吃肉喝酒的行为，不仅不是“不孝”，而正是“孝”。

同见《世说新语•任诞卷》：阮籍为母亲出殡时，阮籍蒸了一头猪，喝了二斗酒，在诀别时只说了一句：“穷矣”(大约可翻译为“完了”之意)，然后就口吐鲜血，晕了过去，很久才醒过来。

真正至情至性之人，大体如此。

反观何曾之流，言必称“忠、孝”，却是靠着拥护司马氏、背弃旧主曹氏而一步一步往上爬。

当然，从魏、晋的时代大背景来看，是世家门阀抬头的时期。

世家领袖河内司马氏的皇位，不仅凭借了司马懿(晋宣王)、司马师(晋景王)、司马昭、司马炎(晋武帝)三世四代君主的武勋，更是通过将更多的政治、经济特权送给天下大大小小的世家门阀而换来的。

而像陈郡何氏、荥阳郑氏、琅琊王氏等世家门阀也是通过拥立新的王朝，来换得更多的世俗权势。

司马昭向阮籍抛出橄榄枝，向他提亲，屡次容忍他的无礼举动，也是因为陈留阮氏也是世家门阀的一份子。换成个寒门出身的，估计早死了几回了。

这是整个社会的契约关系，不能简单地用“忠、孝”等道德观念来评判。

所以话说回来，阮籍之流，不能说真正的不孝，而是他不符合儒家所定的“孝礼”的标准，所以“不孝”。

仍是《世说新语•任诞卷》：刘伶个性放达，经常醉酒，有时醉后在屋中脱衣裸形。人们因此讥讽刘伶。刘伶却说：“我以天地为房子，以屋室为衣裤，你们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裤裆里来?”

不仅在晋代，在21世纪的第11年，这种行为要放在中国，还是会被抨击，说成神经病也不为怪。

但是，有病的人真的是刘伶吗?

是不是只有所谓“正常人”的世界观才是正确的世界观?一般的回答是“是”。

人类有排他性，会排斥和自己不一样的人或事。将精神病人的世界观归类于“变态”或是“病态”，是不是具有真正的合理性?

其实，都不过是用大多数人的标准去衡量所有人而已。不过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一个方面。

刘伶醉酒裸身这种惊世骇俗的行为，不过是老子、庄子重自然、齐物我、反璞归真思想的一个实践而已。

希腊古典时代的美学观点认为：人体是大自然里最美的事物，是人类用以显示自己的自信与自豪的最好载体。因此，当时的希腊人不仅在体育活动中和节日庆典中实行裸体，而且用各种艺术形式来表现和赞美人类的裸体。

这种观念和实践一直延续到古典时代终结以前(西罗马帝国沦陷以前)。然后基督教在欧洲兴起，从中世纪到19世纪，这种崇尚自然的观念受禁欲主义所压抑。

20世纪初，人们开始向往和呼吁重返人类的自然状态，这便是“天体运动”。

不是刘伶太前卫了，而是多数的所谓“正常人”思想陈腐。心中有淫邪欲者，才不敢坦诚相见。当裸体被视为猥亵，性行为被视为淫邪之时，人性遭受压抑，欲念随着压抑而更加炽烈。

阮籍、稽康、刘伶等人，剥下了礼教的外衣，却展现了至真至诚的真性。

还是《世说新语•任诞卷》中的两则事例：

阮籍之嫂回娘家，阮籍与之相见并送别。这不符合儒家礼制。有人因此讥讽阮籍。阮籍却说：“礼岂为我辈设也?”

邻居家有个美貌少妇，卖酒为业。阮籍去买酒喝，喝醉了就睡在美貌少妇的旁边。那少妇之夫开始怀疑有JQ，偷偷观察，才确定没事。

观这两例，唯阮籍的坦荡荡的君子之风，才能留下此流传千古的风流传说。

金庸笔下的令狐冲，就得了阮籍的神髓，应该是从这两个例子中得到的启发。

令狐冲有四点类似阮籍。一好酒;二重情;三坦荡;四不慕人间财富、权势。

世称阮籍为阮步兵，《世说新语•任诞卷》中记载：阮籍之所以主动请求任步兵校尉之职，只是因为步兵校尉的厨房中有存酒数百斛而已。纯粹把官职当成人间游戏而已，归根结蒂仍然是一位隐士。

不但令狐冲，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，也是阮籍之类的人物。甚至曹雪芹本人，号“梦阮”，应是以阮籍自比。

大凡阮籍、嵇康、刘伶、曹雪芹之流的人物，对俗人的功名利禄心(说好听点，即上进心)不屑一顾，追求地只是精神的超越与自由。

所以，有很多人认为，阮籍、嵇康不积极为官，是因为对司马氏政权不满，我却持不同看法。

因为以阮籍、嵇康的自身个性与精神追求来说，做官根本就是一件无多大意义之事，与曹氏、司马氏无干。任何一个朝代，都有这种隐士之流，虽然这从来不是社会中知识精英的主流。

说了这么多，大约道完了我对阮籍的倾慕之情。但是阮籍之流，可以敬仰，却难以效仿。

首先是因为阮籍不是俗人，而我们一般人很难免俗。

《世说新语•任诞卷》中记载：

阮籍之母丧礼上，河东裴楷(世家名士、八裴之一、时人称之为玉人)前往吊唁。

阮籍喝醉了，散发坐床、箕踞不哭。倒是裴楷开始哭吊。

有人就问裴楷：“从来吊唁，都是主人先哭，客人再依礼而哭。既然阮籍不哭，你又何必要哭?”

裴楷则回答：“阮籍是方外之人，所以可以不遵守礼制。我辈俗人，所以必须依礼约束自己。”

时人都认为裴楷说得很有道理。

阮籍放浪不覊，是有他的条件和资本。其父阮瑀是“建安七子”之一，汉魏的文坛领袖。陈留阮氏在魏晋虽然不是顶级的门阀，却也至少是次一流的世家大族，魏晋乃至南北朝，多人被列传于正史之中。

其他类似阮籍的人，大多境遇不好。嵇康以傲丧命。曹雪芹潦倒半生，最终落寞而死。

唐代王勃在《滕王阁序》中就写过“阮籍猖狂，岂效穷途之哭”。

而今昌明盛世，怎么能够效仿阮籍的种种行为呢?阮籍之行，在晋代，可谓是风流。若发生在今朝，很有可能会被请去看心理医生。

写这篇时思想比较跳跃，结果出来后非常零乱，大家姑且当作是我的痴言呓语吧。

篇二：世说新语读后感

初中时听说刘庆义的《世说新语》，直到大学才通读了一遍，读之不忍释卷，深深地被这本书吸引，一桩桩小故事，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，如行林荫道上姹紫嫣红令人目不暇接。现在又重新从市图书馆借了本来看，如同老友相见，分外亲切。孔子说：述而不作，这述又何尝不是作？王夫之主张“六经注我”，也就是用自己的话语体系去阐释六经，旧瓶装新酒，经典著作就是一张皮，每个人都在上面衍生出许多毛毛来，西方有谚：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

《世说新语·文学篇》中所谓“文学”是指文章学术，辞学修养，也包括人生态、处事原则。这一时期文学雅士们以清谈为主要内容，以辩论为主要方式，对佛、道、玄学进行了融合理解。这当中所体现的包容和学术研究精神，值得我们用心研究，用心学习。

阅读《世说新语·文学篇》，更多的感触是古人的那种良好的学习态度和浓厚的学习学习氛围。其中让我感触颇深的一段记载是说郑玄的故事。

“郑玄家奴婢皆读书。尝使一婢，不称旨，将挞之。方自陈说，玄怒，使人曳箸泥中。须臾，复有一婢来，问曰：‘胡为乎泥中’？答曰：‘薄言往槊，逢彼之怒’”。

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：郑玄家的佣人都喜欢读书。有一次，郑玄觉得他的奴婢干事不称心，准备用“家法”惩罚。这位婢女认为自己冤枉，想加以解释说明；但恰逢此时郑玄盛怒，于是就叫人把她拽到院中的泥地里。这时，恰好另外一位婢女走来，见此而问：你为什么站在泥地里？她问话时引用了《诗经·邶风·式微》中的“胡为乎泥中”一句。被斥责的这位回答时则引用了《诗经·邶风·柏舟》中的“薄言往槊，逢彼之怒”，用来解释说：我本来是要向他(郑玄)说明清楚的，谁知正好赶在他生气的火头上。

这里且不论郑玄的不论是非的火爆脾气，郑玄家里的学习氛围更是让人叹服，虽是“婢女”，却能那么娴熟地引经据典，且诙谐隽永、恰如其分。说是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”的缘故吧，但是想到更多文人的事迹时，又不尽然，这里让人更多的是感受到郑玄为学成就之高，连家里的佣人也极富文化修养，郑玄的学术修养更是让人钦佩。这又不禁让人想到现在学生的学习状态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，作为一名中国人，我们更应当继承和弘扬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，将民族精神发扬光大，同时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
根据《世说新语·文学篇》的记载，古人自身所营造的浓厚的学习氛围却是真的让后人为之惭愧不已。文人为了探讨学术知识，竞相辩论，互相学习，取长补短，这种胸襟和气度也是后人鞭长莫及的，然而，这种涵养却是我们现在做研究和国家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种精神，只有在互相努力地前提下，才能做到事半功倍，让各自的研究做到飞跃性提升，也为我国强国之路的发展，伏下强有力的一笔。

未及弱冠的王弼前往吏部尚书何晏所设宴请有名望的宾客宴会，何晏把客人谈论最精彩的部分告诉他，并问道：“此理仆以为极，可得复难不？”(我认为这个道理讲的很对，还可以提出质疑吗？)面对前辈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王弼依然提出质疑，然而在座宾客无人能对答，王弼自问自答，反复论辩多次。何晏并没有因为王弼的出色而大怒，王弼也博得了在座的钦佩和敬仰。可以说王弼的行为在现在看来就是出尽风头惹人嫉妒的情景，而何晏等老一辈的文人却并没有因此排斥王弼，而是忘记年龄，虚心学习，可以说这种思想将有利于更好的促进学术的进步，也更有利于培养新的文化传承者，这样的胸襟和气度，这样让人折服的学术气息，让人向往，更应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的深思。

太尉王夷甫见阮宣子时问道：“老子、庄子与儒家的教化有什么异同？”回答说：“将无同？”太尉很满意，便任命他为掾官，世人称他为“三语援”。而卫玠嘲笑他说：“一个字就可以调用了，为何用三字!”宣子说：“只要是众望所归，也可以不说话而调用，一个字都是多余的。”于是两个人成为了朋友。宣子没有因为卫玠的嘲笑而恼怒，而是用巧妙地语言说服了卫玠，两人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学术性探讨，并没有个人恩怨的纠纷，也更加体现了文人的学术氛围和宽容的学术胸怀，这一点是尤为可贵的。

魏晋时期文人雅士的交往更多的是建立在学术、思想上的。博学多才的人更多的得到人们的结识和尊敬，对当时魏晋时期文化等各方面发展是一种促进，也值得后人在这一点上效仿。特别是对于文人的学识修养方面，更多方面引人深思。

殷浩、孙盛、王濛、谢尚这些名士，都聚集在王濛家里。殷浩与孙盛共论《易》，孙盛自以为他的发言是最合理的，不可一世。在座各人都不同意他的说法，又不能说服他。王濛叹着气说：“假如刘真长来，一定会制服他。”孙盛也意识到自己不如刘真长。等刘到来时，孙盛简略的说了刚才所说的理由，语气已大不如前。刘真长讲了大约二百多句，言辞及提问，都简明扼要，孙再无法回答。由此可见，学者们的辩论更多的在于互补，激烈的辩论更多的体现了文人对知识的渴求，这一方面是我们更应当看到的，也是我们应当极力推崇的。

孙安国到中军将军殷浩处一起清谈，两人来回辩驳，都无懈可击。侍人把端上的饭菜热了好几遍也顾不得吃。双方奋力甩动拂尘的毛全部落在了饭菜上，宾主竟然到傍晚也没想起吃饭。殷浩便对孙安国说：“你不要做硬嘴马，我就要穿你鼻子了”孙安国接口说：“你没见挣破鼻子的牛吗，当心人家会穿你的腮帮子!”当辩论激烈到这种程度时，更加的感叹学者们幽默诙谐的言辞，同时，双方的学术精神更是让人由衷的佩服。

当然这当中更多是体现了文人多知识的热爱与包容。然而其中也不乏文人利用知识摆脱困扰的例子。

郑玄在马融门下，住了三年都未见到老师，只是由马融的高足弟子传授一些知识而已。有一次马融曾计算天象，不相符合，门下弟子都不能解决。有人说，郑玄懂得计算。马融于是召郑玄令他计算，郑玄把式盘一转就解决了问题，大家无不惊奇。等到学业完成，郑玄告辞还乡，马融叹息说：“礼乐都到东方去了!”同时又唯恐郑玄的名气高过自己，心怀妒忌。郑玄也怀疑有人迫害他，就坐在桥下，用木屐踏在水上。马融用《周易》转式之法进行占卜，探寻他的行踪。见到卦象后，对身边的人说：“郑玄在土下水上，而又靠着木板，这样必然已经死了。”于是不再追寻。郑玄因而免于难。

这个故事是说郑玄学识遭人嫉妒，郑玄机智脱困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也不难体会，学习就应该向郑玄那样，应该积极探索，勇于向前辈和别人请教，同时自己更应该加强学术修养，利用自己的知识做更多有用且有意义的事情，为我们国家的社会发展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更值得一提的是，《世说新语·文学篇》关于文人对妇女态度看法的文章，谢太傅问陆退：“张凭为什么为母亲作悼念的诔文，而不为父亲作？”答曰：“这自然是因为男子的品德已经在他的事迹中表现出来；而妇女的美德，那就非诔文不能显扬了。”谢朗母亲王夫人因为儿子的体弱曾对支林道说：“新妇少遭家难，一生所寄，唯在此儿。”谢公语同坐曰“家嫂辞情慷慨，致可传述。恨不使朝士见!”这些话语中所显示的文人对妇人尊敬的的态度，就不难想象《花木兰》这部文学作品为何会流传至今了，故事本身的价值当然重要，但是，更应该看到人们对传承这些作品的积极性也是不容忽视的方面。

明代的学者胡应麟评介《世说新语》：“读其语言，晋人面目气韵，恍惚生动，而简约玄淡，真致不穷，古今之绝唱也。”既是绝唱，定有属于他绝唱的魅力，反复认真诵读这36门学说，定能让我们受益匪浅。

篇三：世说新语读后感

《世说新语》可以算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名士显贵们的达人秀场，书中人物或不俗不羁，或桀骜放浪，更有甚者据其行径则可斥之为脑残奇葩了。但即便如此，在历史的漫漫长夜里，在这样一群人，或者说在这一时代人的身上，还是可以看到那闪耀着空前，也是绝后的弥足珍贵的点点人性光辉。

1、谢公时，兵厮逋亡，多近窜南塘下诸舫中。或欲求一时搜索，谢公不许，云：“若不容置此辈，何以为京都？”

译文：谢公当政的时候，士兵和杂役逃亡，大多就近躲藏在秦淮河南塘一带的船中。有人建议把这群人一同搜查起来，谢安不答应，说：“如果不容纳这些人，那还叫什么京城？”

前些日子有条新闻，说的是深圳的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提案建议”设立生存壁垒使外来人员主动离开“，具体办法是通过大力度拆违行动，增加外来人口的居住成本，让他们”无地可住而不得不离开“。深圳能够做出这样的举动也不是新鲜，早在大运会时就赶走了8万人的”高危人群“。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先行者，深圳到底革了谁的命，向谁开了放，如此大的城市竟然如此的小气，于今人相比，不得不让人叹服谢公的英明大度。更让人觉得可悲的是，深圳并不是偶然的个例，排外、忘本、无亲善包容之气概，中国的城市又大抵如此。大城市，更在于胸怀之大，而不是道路之阔，建筑之伟。

2、周叔治作晋陵太守，周侯、仲智往别。叔治以将别，涕泗不止。仲智恚之，曰：“斯人乃妇女，与人别，唯啼泣。”便舍去。周侯独留与饮酒言话，临别流涕，抚其背曰：“奴好自爱１

译文：周叔治要出任晋陵太守，周伯仁和仲智去和他话别。叔治因为就要离别了，哭个不停。仲智生他的气，说：“你这个人原来是个妇道人家，和人家告别，只会哭哭啼啼。”便不理他走了。伯仁独自留下来和他喝酒说话，临别时流着泪，拍着他的背说：“阿奴要好好地爱惜自己１

看着这两个抱头痛哭的大男人，若是放到如今，又不免会被开玩笑地说成：”基情啊０。男人之间的感情对于女人和小男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，兄弟之间的情谊不是一种感情的依赖或兴趣上的情投意合，更多是表现在了真性情上的不掩饰的流露，这种流露可能不是直接的，常常伴随着吹吹牛逼，侃侃大山或者根本无需言语，但这种性情是从他的语气顿挫里可察，眉宇之间就可见的。到了那个难舍难分的点上了，有些小家子气又如何呢。当今的人交朋友，”利“字当头，而不是因为才情相吸，气概相佩，不免让人厌烦那假惺惺的嘴脸了。

3、郗太傅在京口，遣门生与王丞相书，求女婿。丞相语郗信：“君往东厢，任意选之。”门生归白郗曰：“王家诸郎亦皆可嘉，闻来觅婿，咸自矜持，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，如不闻。”郗公云：“正此好１访之，乃是逸少，因嫁女与焉。

译文：太傅郗鉴在京口的时候，派门生送信给丞相王导，想在他家挑个女婿。王导告诉郗鉴的来人说：“您到东厢房去，随意挑选吧。”门生回去禀告郗鉴说：“王家的那些公子还都值得夸奖，听说来挑女婿，就都拘谨起来，只有一位公子在东边床上袒胸露腹地躺着，好像没有听见一样。”郗鉴说：“正是这个好１一查访，原来是王羲之，便把女儿嫁给他。

古人评价王羲之，说是“飘若游云，矫若惊龙。”更多的是在注重其气度的不凡，才华的横溢。而这位太傅在选婿的时候又有不同，还看中了王羲之“独立特性”的一点。这一点在现如今怎么能当作评判一个人，甚至是为女儿选对象的一个优点呢，不被说成是不正经，不稳重，不正派就不错了。

在这里可爱的还不止王羲之和这位太傅，还有王羲之的叔叔王导，选婿一事非事关重大，但成一门亲事也算是家族要事，叔叔一句“任意选之”既显示出对子侄们自信，又显示出一股子的大家风范。从这里可见魏晋的风度不是在矫揉造作埃

4、汉成帝幸赵飞燕，飞燕谗班婕妤祝诅，于是考问。辞曰：“妾闻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修善尚不蒙福，为邪欲以何望？若鬼神有知，不受邪佞之诉；若其无知，诉之何益？故不为也。”

译文：汉成帝宠爱赵飞燕。一次，赵飞燕诬陷班婕姝向神明诅咒成帝。于是拷问班婕姝。班婕姝说：“我听说，生死有命，富贵由天，行善尚且不能得福，做坏事还希望得到什么呢？假如神鬼有知觉，就不会接受坏人的诉说，假如神鬼没有知觉，向他们诅咒又有什么用呢？所以，我不会这么做的。”

且不说班婕姝的思维敏捷，机智过人，单说“修善尚不蒙福，为邪欲以何望？”这句话古往今来的微言大义。平时我们常听也常说：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”自认为这是句真理，但在现实生活中这句话又屡屡受挫，有善心善行的人并没总是有好的下场，做坏事有恶行的人好事连连、飞黄腾达的实例却比比皆是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其实，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”只不过是人们的理想，“修善尚不蒙福，为邪欲以何望？”才是真正的现实：做善事并不能获得福祉。而在清代蒲松龄所著的《聊斋志异》中关于善恶的赏罚说得更是透彻，“虽善不赏，虽恶不罚。”那就是说善事和恶事与事情的结果好坏是没有什么关系的，不会有什么因果报应。

5、张季鹰纵任不拘,时人号为江东步兵,或谓之曰:"卿乃可纵适一时,独不为身后名耶"答曰:"使我有身后名,不如即时一怀酒."

译文：张季鹰任情适性，放诞不羁，当时的人称他为江东步兵。有人对他说：“你怎么可以放纵、安逸一时，难道不考虑身后的名声吗？”季鹰回答说：“与其让我身后有名，还不如现在喝一杯酒１

张季鹰这种及时行乐的情怀是许多正派人士，胸怀大志的人所不耻的，认为不过是酒鬼的一句胡话而已，对于社会对于人民更没有什么大贡献。但误世之贼往往就是这些“正派人士”，这些的人在如今更是多了去了，他们常常化身为教育家、标兵楷模、人民卫士为这个社会奋首疾呼，努力捞钱。他们背诵着保尔·柯察金那段关于“人生意义”的话，在酒足饭饱之后感慨人生豪迈，在他们看来，张季鹰这种一杯浊酒、得过且过的日子是毫无意义，怎么也不能理解的，

6、王浑与妇钟氏共坐，见武子从庭过，浑欣然谓妇曰："生儿如此，足慰人意！"妇笑曰："若使新妇得配参军，生儿故可不啻如此！"

译文：王浑和妻子钟氏一起坐着闲聊，看见武子（王济）从院子经过，王浑高兴地对妻子说：“我们生了这样一个儿子，也该知足了。“妻子笑着说：“如果我能嫁给你弟弟王沦，那生的儿子可就不止这样了。”

《世说新语》里最有趣的算是王浑的这位妻子了，这样的打情骂俏在几千年前的中国古代却丝毫不避讳，王浑的窘样不用说我们也能想象的到了。

7、初，谢安在东山居布衣时，兄弟已有富贵者，翕集家门，倾动人物。刘夫人戏谓安曰：‘大丈夫不当如此乎？’谢乃捉鼻曰：‘但恐不免耳。’

译文：当初，谢安作为一介平民，在东山隐居时，兄弟当中已经有富贵的了，常常家中宾客盈门，兴师动众。刘夫人和谢安开玩笑说："大丈夫难道不应该这样吗？"谢安捏着鼻子说："只怕我也免不了埃"

谢安捏着鼻子的样子让人想想就发笑啊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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